古代铜佛像鉴定方法
  点击次数:1645   发布时间:[2016-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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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品的常见形式


佛像作伪的方式可谓五花八门,花样也在不断翻新,但任何伪品都逃不出 “线条绵软、表情甜俗” 这八个字来。在鉴定时不论运用哪条经验,只要我们抓住伪品的一两个主要破绽,一针见血地点在死穴上,就可以解决问题。而许多经验还可以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关键是要具备辨伪意识,遇到问题穷追不舍,宁严勿宽,千万别自欺欺人,给赝品找台阶,削足适履,这样终会水落石出。下面先介绍几种常见的佛像伪品形式:


仿造真品


以真品为范本仿造佛像,多是以刊物上发表过的佛像真品为范本。但是这些发表的佛像本来就是名贵文物,其出处、现存何地大体都是有数的,不可能今天又混迹于古玩地摊等着被人发现。另外,作伪者往往仅是根据照片仿制,故很多角度的造型无法参考,因而会出现随意添减和改变局部纹饰、造型的现象。


翻模佛像


古代的金铜佛像是用失蜡法铸造的,佛像的内壁粗糙不平且很干脆,体量较大的佛像有时还会有几个支钉残存于内壁。而现代铸造往往用塑胶翻模法,佛像内壁光滑柔软如蜡痕,鉴者一看内堂,就一切明了,所以伪像往往将器底用盖封住,使人看不出铸造方法。


似有所本


清末民国时古玩商伪造佛像,专仿唐代以上到北魏时期的。但是南北朝时期的佛像本就不多,因缺乏好图样,所以伪品往往东拼西凑,凭空捏造,乍一看似有古意,但稍加推敲便发现漏洞百出。比如,有一尊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刻款的铜佛,身着褒衣博带式大衣,这尊像就有问题,因为褒衣博带式大衣最早出现在孝文帝改制后的5世纪末。


移花接木


北朝时期山东地区的佛像有的是像身及光背由一块石头雕成,光背下有榫头,莲花台座另行雕刻,座中有卯眼,榫头插入,组合成为一体。但出土时往往某部分遗失,古董商为牟利就常将不同佛像的数部分拼合成一件出售。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拼凑的佛像各部分的石质不完全一样,即使是同地区所产的石头,因为年代和存放状态不同,也会有所差别。再者,如果佛像与佛座时代不同,风格也必然不同。曾见北齐的佛像插在有唐代发愿文的台座上,北齐佛像与唐代佛像风格有很大差别,两者必然有不匹配之处。这就要求鉴定者对各时代造像风格心中有数,就能发现不同之处。


款识谬误


一尊刻款“北周保定四月五日敬造”的鎏金铜观音像,按历史学划分,东魏、西魏被北齐、北周所替代,可当时的执政者都是以正统受命于天的天子自居,自称只能称“大周”,其国亡后,史学家才称其为北周。还有一尊铁质观音像,背后竟铸有“大宋仁宗五年”字样,十分荒唐,因为仁宗是北宋赵祯死后所尊的庙号。古代老皇帝驾崩后,新皇帝马上登基,虽仍可能使用原来的年号,直到来年正月初一才改用新年号,但任何时候年号不能出现断档,无论如何更不会用庙号来代替年号。


违背历史


上海博物馆曾陈列一件石雕吹箫伎乐人物,标明是唐代。若是石窟中某个伎乐天人残件,道理上是可以说通的,但是致命问题是该像是可以从各个角度独立观赏的单尊石雕,这就说不通了。古人求请阿弥陀佛是求往极乐世界,求请观音菩萨是保佑平安,拜求各位佛、菩萨都有具体的目的,是不会耗费资财单雕一尊如此题材的石像。


历代佛像真伪鉴定


各时代佛像的风格和特征,其实就是我们鉴定佛像时的着眼点。当你将一尊佛像的着眼点弄明白了,这尊像的时代也就出来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像鉴定


应该说佛像在东汉时已经传入中国,但那时还不成系统。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的青铜摇钱树为东汉之物,树干的中部有一个佛的形象,但最上面还有东王公、西王母,可见这时东王公、西王母地位比其要高。说明那个时候人们对佛的概念并不明晰,只是简单地将其认作能够消灾避祸的吉祥神明。在离乐山大佛不远处有个地名叫麻号,山崖上开有许多汉代崖墓,在横方上出现了一尊浮雕标准佛形象,像高三四十厘米,有背光,佛手抓着大衣一角,形象与键陀罗地区的佛像图案关联极深。


以上这些都属于公元1世纪、2世纪一直到4世纪左右,所谓朦胧期的佛像。

目前接触到带年号最早的佛像,是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的建武四年(338年)金铜佛坐像,属十六国时期。像高39.7厘米,体态巨大,堪称世界名品。此像当年有背光等,但均已遗失。再结合河北石家庄北宋村和甘肃泾川出土的佛坐像等为数不多的十六国时期佛像可以得知,这个时期的佛像除佛身外还会有背光、伞盖、台座几部分,各部分分铸后组合成整体。一般佛身高5~10厘米。着通肩式大衣,衣纹是U形或者V形,都是一种对称的形式。早期的佛像为高肉髻,有磨光式和发绺式,但是没有螺发,螺发出现比较晚,都是公元500年以后才出现,之后大量流行的。十六国时期的佛像佛手印皆为禅定印,因为早期佛像不是信众求发财生子所用,而是僧人禅观的对象。


十六国时期的佛像多在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河北等黄河流域出土。过去这类像少有人能认识,古玩市场上花几百块钱亦能所获,但现在赝品层出不穷。北魏佛教发达,出现了很多名品佛像。北魏佛像风格大致可分为迁都前和迁都后。迁都前所铸佛像保留着较浓厚的西域和凉州地区佛像样式的影响。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拓跋宏将首都迁至洛阳后,北魏开始完全照搬汉文化,不许说本民族的鲜卑语言,服式礼仪等完全模仿汉文化,在这个时候佛像的衣着样式出现了一种不是通肩式,也不是袒右肩式的大衣,该大衣领子低垂,胸前系宽大带子,右衣领搭在了佛左手上,衣带飘扬,很是流畅,这是当时南方士大夫穿着的服饰,称为褒衣博带式。并且这时的佛像体形比较消瘦,所谓瘦骨清像。所以当我们见到这种褒衣博带式的、瘦骨佛像,可以判定它们的时代是在公元500年以后。目前市场上真品北魏佛像几乎已经看不到。


南朝历经宋、齐、梁、陈四朝,共一百六七十年,佛教也相当发达,杜牧有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但是南朝留下来的佛像很少,比较著名的是四川成都万佛寺出土的一批。特别是南朝的铜佛像,确为真品的全世界仅有数尊,今天凡是看到南朝款的佛像多为伪品,有的如清端方旧藏宋元嘉十四年(437年)韩谦造金铜佛像这样的名品,也是清末仿造。首都博物馆一展柜内有很多小佛像,绝大多数都是唐代的,但是都被人加刻了南北朝的款,市场中杂乱的情况也就可以想见了。


唐、宋、辽时期的佛像鉴定


唐代618~907年,前后近300年,佛、菩萨、罗汉、弟子、天王、力士等各尊,其职守更加明确,个性化更强,可以说佛经上所描述的各神祇都已完备,而且道教像也多有出现。


在初唐和盛唐时期因为丝绸之路等原因,国内开始全面接触西域文化,深受国外美术思想的影响。反映在佛像上,衣纹开始尽可能地写实,特别喜欢表现衣纹的立体感,层层叠叠的衣纹显出质感。而在唐朝以前,佛像的衣纹基本上是装饰性、规范化的。同时在佛像发髻里出现了一颗宝珠,名为“髻珠”,这个元素在唐代以前的佛像中若有若无,是唐代才开始正式出现的。唐代因为国力强盛,以胖为美,反映在佛像上就是颈部出现了“三道”线纹。


武则天当政时期,因为她自称弥勒转世,还命和尚伪造佛经给她宣扬,所以出现了大量倚坐弥勒像,即弥勒身体端坐于座上,两脚自然下垂的形象(此弥勒不要跟大肚弥勒混淆了,大肚弥勒时代较晚,是五代的一个和尚)。之所以塑造倚坐弥勒形象,一是因为弥勒是未来佛,为了突出他还坐在兜率天上等待下界这个特征;另一方面他是候补佛,候补佛还没有资格盘腿打坐,所以凡是倚坐佛都是表现弥勒的。当看见这类倚坐的佛像,就给他定到武则天时期。这类佛像最典型的便是著名的乐山大佛。


中晚唐以后,佛像做工开始衰退,盛世时那种气势如虹、充满自信的风貌逐渐消失,佛像造型开始变得拘谨,衣纹简略,没有那么复杂的转折,坐佛身上下垂于台座的大衣角退缩,仅搭于台座边缘。佛像做得越来越枯瘦,盛唐时的立体饱满之感不见踪迹。


以前几厘米、十几厘米高的唐代小型铜佛像在古玩店内常能碰上,现在多半都是新作。这类像在民国时就开始仿造,伪品无论是在线条、铜质以及金的自然磨损上都与真品有所出入。


宋代的文化艺术非常发达,雕塑非常写实,比西方雕塑更好,更简练概括,也更有味道,更有精神层面的内容。我们可以从传世的宋代罗汉像一窥宋代雕塑的风貌。


南宋和金,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和连年的战争,铜是非常紧缺的物资。这一时期,特别是金代,锅、碗、瓢、勺一律是能用铁的用铁器,能用瓷器的用瓷器,每家只能有一面铜镜,佛像之类都不许用铜来制造,这促使木雕、泥塑、瓷塑等各种材质的佛像大量出现。尤其是大型木雕应运而生,这些木雕体形高大,一般都达一两米,往往是由整块木头雕就。宋金木雕佛像很多在新中国成立前都已流散于海外。常见的是一种水月观音形象,观音为闲适的游戏坐姿,这种形式的观音形象是接近公元900年的晚唐时期才出现的,到宋代特别流行,一直延续至明代。由于木雕很容易仿造,所以宋代的大型木雕仿品今天非常多。曾在国家博物馆宋代馆就展出过一件大型水月观音仿品,十几年前在我的书里已说明其为伪品,这次展出,网友在网上万炮齐轰,而且还搜罗出一件一模一样仅尺寸略小的来。这类伪品其实多是广东东莞地区仿造的。广州有家古玩店卖的都是此类木雕,做得真可以假乱真。也就是在那种环境里你可以大胆否定它,挪了地方恐怕没有人敢于明确否定了,放在博物馆里就是“真品”了。这类木雕像仿造容易,加之木头这种材质本身又具有年代,因而真假难辨,鉴定时我们就只能通过“望气”来判断它。网友们爱说“开脸一眼新”,对“开脸”的把握是很难具体说明的,但实际上这是很关键的着眼点。我们对艺术品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是靠自身的艺术底蕴,往往对一件器物扫一眼就能辨别真伪,靠的就是艺术感受。那些上来就抓放大镜、看包浆的其实是舍本逐末,不是一流的鉴定家。


辽代佛像存世量不大,但制作精湛。辽代金铜佛像的大仰莲台座尤其出色。美国学者辛库曼最先总结出鉴定要点:在辽代佛像两小腿部分均各有一条婉曲如小蛇状的衣纹,是辨别辽代佛像的重要着眼点。此外,河北易县八佛洼辽代三彩陶罗汉等也可以作为了解辽代佛像的参考。

元、明、清时期的佛像鉴定

元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开始在内地流行,藏传佛像的样式在内地特别是北方地区影响较大。汉族的传统雕塑技法依然在承袭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但已呈衰落趋势。较汉传佛像,藏传佛像最直观的区别是几乎没有衣纹刻划,这应与藏传佛像受尼泊尔等地佛像艺术影响有关。而汉传佛像则喜欢刻划佛像的衣纹,强调衣纹的变化。


元代铜佛像很少,值得注意的是杭州的飞来峰,山上凿了很多石窟,其中不少是藏传佛像。


明代以前的金铜佛像体量都很小,20厘米高者就算了不起了,可是到了明代,佛像都做得很大,二三十厘米高的已不鲜见。这是因为明代经济非常发达,用白银做流通货币,因此历朝的旧铜、杂铜以及铜钱都可熔炼。铜变得不值钱了,可以铸作很多佛像。


明朝历时270多年,佛像样式总体变化并不大,但是也能分出早晚期来,中早期的佛像小腿部的衣纹线较长,越晚越呈偏圆形了。中早期的佛像头部与身子比例都还匀称,越晚头部越大,甚至晚期已有比例失调之感。明代中早期的佛像,佛身和台座都是一体铸造的,到了明中期以后特别是明晚期,皆是佛身和佛座分铸,所以现在我们经常会看到只剩下上半身的明代佛像。明代在佛的肉髻里多出了“顶严”,这个元素是元代才开始大量地出现在藏传佛像上的。明代北京、山西也有很多藏族喇嘛居住,另一方面明朝政府和西藏的宗教管理者关系特别好,明政府也要赏给西藏佛像,所以明代北京、山西造的佛像上也都带着“顶严”。


谈明代造像,就需要特别提及永宣宫廷造佛像。因为明朝初年北京要接待很多西藏大活佛、大喇嘛,北京还有藏传佛教寺庙,住着好几百个大喇嘛。地方的大法王、大活佛来北京朝见皇帝,临走的时候皇帝都要送他们瓷器、茶叶、丝绸、布匹等,后来又加送佛像。这些佛像都是专门为藏僧设计制作的,一招一式都很讲究,真是怎么看怎么喜欢,挑不出毛病。明宫廷的造像仅限于永乐和宣德两朝,前前后后加起来顶多30年。这类造像在市场中拍卖价格极高,赝品自然不少。赝品主要体现在造型僵板,动态生硬,缺乏真品的自然灵动感;细部如手脚、五官特别是眼睛、耳朵的线条含糊,缺乏挺拔犀利的力度。真品器壁的薄厚均匀,底部剁痕规范;伪品往往器壁薄厚不一,剁痕粗率。真品分量适中,手感舒适;伪品往往铜质生硬,手感沉重。真品鎏金金色自然,有岁月磨蚀的痕迹;伪品系人工腐蚀和打磨,痕迹生硬。刻款方面,永乐年款是楷书,字体秀丽;伪款书写不规范,字体无力。宣德款真品佛像刻工有力,笔道粗宽,可见刀痕;伪款有的是铸造出来的,很容易识别。


在清代佛造像尤其是藏传佛像中,出现了不少双身佛、护法像等佳品,其手脚的铸造尤其以写实出色。当年我们参加整理藏传佛像的时候,过手了上万件佛像,以致闭着眼睛一摸就能知道是明朝的还是清朝的,就是因为手感不一样。明代西藏中部的佛像,一般是用红铜铸造,红铜材料是从尼泊尔进口的,鎏金的颜色都偏橘黄,很暖的黄,手感上轻重、柔软度都很合适。另一方面,由于是红铜材质,质地比较柔软,所以其器壁并不十分规范,很随形。因此它的封底系采用卷底法,或者叫包底法,即把器壁卷回来封住佛像的佛藏。而清代大概是疆土广大了,国力强盛,铜资源缺乏的问题解决了,清代北京地区的藏传佛像多半是用黄铜铸造,器壁厚实,触手感觉生硬,分量沉重。另外因为铜质又硬又脆,已经无法像明代那样翻卷,所以改用剁口封底即剁底法,很好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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